▲黄 卓 绘
此前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的“大汉雄风——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”,展出约90件珍贵的汉碑善本精品,其中包括有“两浙第一碑”之称的《三老碑》(达受跋本)。
《三老碑》全称《三老讳字忌日记》,刻立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(52年)。清咸丰二年(1852年),《三老碑》在浙江余姚东北十里的客星山出土,碑额断缺,后人根据碑刻内容予以命名,其通高90.5厘米,宽45厘米,右侧以格栏样式自上而下分为4框,各4列至6列不等,每列6字至9字,镌刻人物谱系;左侧为大格栏,计3列,每列约30字,镌刻铭文和立碑缘由。
《三老碑》主要记录东汉建武年间一位名叫“通”的地方官“三老”(掌管教化的一种荣誉尊衔,无行政权和俸禄)和妻子、儿子、儿媳、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,以及其逝世的日期,旨在让后代子孙尊祖敬宗,谨记祖辈品德功绩,同时免于言事触忌,不忘春秋祭祀、传承祖德,由其第七个孙子“邯”所立。
《三老碑》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,今保存在浙江杭州西泠印社的汉三老石室中,其从出土、辨识、递传到最终归宿,可谓命运多舛、际遇起伏。
清咸丰二年(1852年)5月,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严陵坞村的一位村民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,运回家中拟留作垒砌甃墓(墓壁)之用,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。当地诸生宋仁获悉后,告知有“金石癖”的近村富绅周世熊前往辨识。周世熊根据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,判断其非同一般,与村民商议后运至自家庭院,“卜日设祭,移置山馆,建竹亭覆之”(俞樾《春在堂随笔》卷二),并墨拓了百余份,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。
咸丰十一年(1861年)10月,太平军兵至余姚,将周世熊置放在竹亭的石碑、汉晋砖石悉数推倒,垒作灶台。太平军退后,“石受熏灼,左侧黔黑,而文字无恙”,周世熊认为,“凡物隐显成毁,固有定数。此碑幸免劫灰,先贤遗迹,赖以不坠”,是天意所为,因而格外看重,精心收藏。
1919年,从事古董收藏交易的丹徒(今镇江)人陈渭泉访得《三老碑》,以三千大洋从周氏后人手中购买,辗转运至上海,待价而沽。1921年,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,浙籍古董商人毛经畴将消息转告时任上海知事的绍兴人沈宝昌,沈宝昌又告知海宁人、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。他们“不忍古物之沦亡”,流失异域,将这一消息通报给西泠印社的丁辅之。丁辅之赶赴上海,与社长吴昌硕紧急商议,一致认为与其“一人守之,不若与众人共守之”,于是广联同乡,布告同仁“此吾乡邦文献所系,讵可弃诸禹域之外”,吁请协力“醵金(集资)赎之”“大雅宏达,共成斯举”。
浙人闻风响应,名流慷慨解囊,吴昌硕、倪墨耕、何诗孙、陆廉夫、王一亭、商笙伯、高邕之、丁辅之、王福庵、吴石潜、叶为铭等西泠印社同仁各捐献书画印谱10件、古画30件,举行义卖。不到一个月,65人共集资11270元,浙江督军卢永祥、湖州首富张钧衡各捐2000元。其中,8000元向陈渭泉赎碑,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。1922年7月,《三老碑》运至杭州后,“择西湖孤山之阳,西泠印社隙地”,建造三老石室,连同社藏北魏、元至明墓志石刻,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,一并永久保存。吴昌硕特撰《汉三老石室记》,志述其事,著诗以赞:“三老神碑去复还,长教灵气壮湖山。漫言片石无轻重,点点犹留汉土斑。”
《三老碑》入藏西泠印社,为印学研究保存了实物依据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镇社之宝”。其见证了印社先贤大师为保护祖国文物,凝聚社会力量护宝、藏宝、展宝的文化义举,彰显了浙籍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怀和崇高品德,也成为西泠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《三老碑》不同于庙堂巨制、官家刻石,书体介于篆隶之间,由篆入隶,波磔起伏,隐然若现,颇具篆隶嬗变之际的古隶风貌,只是字形体势尚无成熟隶体扁方规正的固态,可谓汉隶成熟的雏形。其结体宽舒不拘,章法错落有致,书风醇古朴茂,刻划雄浑遒劲,尽显率意自由、野逸拙趣、活泼灵动,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,不失为特色鲜明、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。
东汉时期,中原大地刻碑成风,石刻碑铭在黄河流域层出不穷,但在当时非文化核心区的东南浙地,出土东汉初期的石刻精品《三老碑》实属罕见,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官制、石刻家谱、书法沿革等具有重要价值。其一经发现,世人瞩目,海内金石家视若鸿宝,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。清代李葆恂在《三邕翠墨簃题跋》中评价“此刻书势屈蟠生动,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”;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指出其“笔法已有汉隶体”;道光年间曾主持杭州南屏山净慈寺的达受,誉之为“两浙第一碑”。
《三老碑》初拓字画肥厚,因石面不平,石花斑驳可见;晚拓则因石面磨平,字画变得纤弱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“达受跋本”,堪称最佳初拓本之一。其上端有咸丰六年(1856年)二月达受为守六禅师的题名并跋,另有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间(1856年至1861年)汪士脓题跋,咸丰十一年(1861年)沈曾植观款,同治五年(1866年)吴延康题识、褚德彝题签并记等。
▲《汉三老碑拓本》 (西泠印社藏)